对新中国外交来说，万隆会议是拓展对外关系空间和调整外交战略布局的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是指导中国外交关系发展的主要战略方针，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点。在万隆会议之前，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的亚洲国家只有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五个国家。如何进一步拓展中国的外交空间，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国家尤其是其他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发展关系，成为新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是中国继签署朝鲜停战协议和出席日内瓦会议之后在外交上采取的又一个重大战略行动，充分反映了新中国调整完善对外关系布局的探索。
中国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有意识地积极主动拓展国际空间，有助于进一步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堵，有利于为新中国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就国际话语权而言，万隆会议成为集中传播新中国和平外交话语的多边舞台。
1953年12月，中国首先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28日和29日，中印、中缅先后发表联合声明并共同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新中国在外交领域创设的重要话语，新中国有意识地将亚非会议视为传播和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舞台。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真诚地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外交路线，取信于亚非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
而且，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亚非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实现万隆会议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掷地有声的精彩发言，“和平相处”“求同存异”成为万隆精神的集中代表，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广泛赞赏和高度认同。通过参加万隆会议，中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联合声明付诸于外交政策实践，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中国与印度、缅甸的双边层次扩展到亚非会议的多边层面。
作为历史记忆和政治遗产，万隆精神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资源。
中国在万隆会议上采取了以国家外交为主基调的路线，主动淡化和避免革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素，成为新中国尝试突破两大阵营理论的集中努力。正是通过万隆会议，彰显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属性，打开了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广阔天地。
万隆会议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的历史记忆与政治遗产，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提升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在对外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重新“发现”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中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在继承和发扬万隆精神的同时，与时俱进地赋予万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将中国的发展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的机遇，欢迎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下，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强调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进一步深化“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
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路线图”、主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实际行动，顺应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的诉求，充实了中国发展中外交的内涵，获得了包括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
总之，万隆会议不仅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而且在为中国国际形象塑造和外交话语权建构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亦将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产生深远影响。